北宋庆历年间，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，行政效率低下，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，官员过多问题突出，人民生活困苦，辽和西夏一直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。
为了解决国家的确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，富国强兵。仁宗帝决定调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回朝掌管枢密院，其中夏竦任枢密使，范仲淹、韩琦任枢密副使。启用一批革新派官员对朝政进行改革，以重振国威。
虽然范仲淹离开朝廷已经七年了，但朝中仍有一批少壮派官员一直强烈支持和拥护范仲淹的政治主张，反对宰相吕夷简。
七年之前，范仲淹上奏《百官升迁图》议论朝政，指出吕夷简以权谋私、任人唯亲而被指为朋党贬到饶州。范仲淹被赶出朝廷时，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为范仲淹鸣不平，因此获罪，被贬到筠州监管酒税。
馆阁校勘尹洙则声称就是范仲淹的同党，若得宰相吕夷简大怒，将他贬到了郢州。
馆阁校勘欧阳修也写信指责谏官高若纳，说范仲淹无罪被逐，高若纳身为谏官，不分是非，不向皇帝谏言，实属无耻之徒。高若纳气不打一处，立即将信件上交仁宗，结果仁宗皇帝震怒，将欧阳修贬到夷陵县任县官。
馆阁校勘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贬职，心中感到愤愤不平，写了《四贤一不肖诗》五首，赞誉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尹、欧阳修四人，讽刺奸臣高若纳。一时京城士人争相传抄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：
人禀天地中和生，气之正者为诚明。
诚明所锺皆贤杰，从容中道无欹倾。
嘉谋谠论范京兆，激奸纠缪扬王庭。
积羽沈舟毁销骨，正人夫从奸者朋。
主知膠固未遐弃，两轓五马犹专城。
欧阳祕阁官职卑，欲雪忠良无路岐。
累幅长书快幽愤，一责司谏心无疑。
人谓高君如挞市，出见缙绅无面皮。
高君携书奏天子，游言容色仍怡怡。
反谓范文谋疏阔，投彼南方诚为宜。
永叔忤意窜西蜀，不免一中谗人机。
汲黯尝纠公孙詐，弘於上前多谢之。
上待公孙礼益厚，当时史官犹刺讥
司谏不能自引咎，复将忆过扬当时。
四公称贤尔不肖，谗言易入天难欺。
朝家若有观风使，此语请与风人诗。
这篇诗作一出京城，士民争相传抄，大有洛阳纸贵之势。此时，契丹使者闻悉购得此名篇刊本回去，张贴在幽州馆里品赏。若干年后，大宋出使契丹的官员甚至还在契丹境内见到此诗。
过了一年，范仲淹正在知润州任上，有地方发生了地震，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议论灾异，史馆叶清臣上奏皇帝说：“自从范仲淹、余靖等因为言事被逐，臣民们都不敢议论朝政了，希望陛下能切实反省，引过自责，善待敢于直言之人。”
七年之中，朝廷中不断有人为范仲淹讲话，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线立下大功，仁宗皇帝终于决定重新重用范仲淹这一批革新派官员，以改革国家弊政。
朝廷先后下旨调夏竦任枢密使，范仲淹、韩琦任枢密副使。范仲淹因为西北战事还没有结束，五次上奏要求继续留在西边前线，驻守边关，但未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。
在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之前，宋仁宗皇帝还任命了欧阳修、王素、蔡襄三人知谏院，余靖为右正言。朝中吕夷简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据谏院，便再次攻击他们私结朋党。
欧阳修怕皇上再次听信吕夷简一派谗言，特意写了一篇《朋党论》进献。在《朋党论》中，欧阳修对朋党进行了重新定义，指出，朋党也分君子之朋、小人之朋，君子结党，遵循道义，小人结党，为利所驱，因此皇上应该屏退小人之伪朋，而进用君子之真朋党。
仁宗皇帝看了欧阳修上表的奏章，觉得很有新意，非常欣赏。
谏官欧阳修、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夏竦在陕西期间，畏惧怯懦，毫无建树，而且诡计多端，奸邪狡诈，一致反对夏竦任枢密使。此后仁宗皇帝连续收到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，最后不得不撤消对夏竦的枢密使任命。
当范仲淹回到京城时，发现朝廷中已经大变模样。仁宗皇帝已经免掉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，改任司徒、监修国史。新任的宰相一位是举荐过范仲淹的晏殊，另一位则是章得象，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，是晏殊的女婿，四位谏官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，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范仲淹改革的坚定拥护者。只有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吕夷简的旧党。
不久，仁宗皇帝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，任用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总理），任命杜衍为枢密使，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。
仁宗皇帝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，目的比较明确。朝廷正在经历一个多事之秋，先是西北开战，接着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义，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义。令仁宗吃惊的是，这些起事的队伍所到州县，宋朝官吏全无战斗力，或作鸟兽散，或以兵甲为礼，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。
内忧外患，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，于是想重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来振兴朝政。
庆历三年（1043）九月，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，显示出巨大的勇气。改革进程中，赵祯显得非常焦躁，每次召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三人时，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，要天下立致太平。
范仲淹私下对人说：“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，但事情有缓急，革除多年的积弊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。”赵祯继续颁下手诏：“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，我寄予厚望，希望范仲淹、富弼你们不要回避，尽快拟定改革方案，陈列献上。”每天催得很急。
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、遗墨、御集的地方，有着神圣的意义。赵祯打开天章阁，召见范仲淹、富弼，赐座，赐纸笔，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。
宋初宰相地位下降，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。赵祯如此举动，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，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交给臣子。
二人感到压力巨大，不敢就座，仓惶告退。范仲淹穷尽心力，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写成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改革纲领。
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：
一、明黜陟，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。
二、抑侥幸，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“恩荫”做官。
三、精贡举，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。
四、择官长，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。
五、均公田，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“职田”，防止和减少贪污。
六、厚农桑，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，发展生产。
七、修武备，招募京畿卫士，并组织他们务农。
八、减徭役，裁并州县，减轻农民徭役。
九、覃恩信，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
十、重命令，严肃中央政令。
仁宗皇帝对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，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，颁布了多道诏令，实行“新政”。
十月，仁宗根据《十事》之“择官长”和欧阳修的建议，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，即选任了一批按察使，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。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，亲自圈选各路长官，见到不合格的，立即以笔勾去。
富弼看着范仲淹勾人都觉得心惊肉跳，提醒范仲淹说，“你在名单上勾勾画画倒是容易，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。”范仲淹回答说，“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些吧。”
新政陆续实施，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，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。
“庆历新政”期间，一些滥竽充数的干部被刷了下去，一批精明能干的人登时了历史舞台。范仲淹的改革以整顿吏治为第一目标，在他的主持下，朝廷决定向各地派出按察使，专门监督地方官吏，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，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。
吏治整顿如火如荼，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保守派极其抵制，认为是一项苛政。监察御史包拯担心范仲淹派出的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，而且按察使权力过于专断，有可能因人废事，因此他上奏章《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》。反对新政的朝臣们以为包拯是自己的同党，也随之大举弹劾范仲淹。
改革不到半年，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，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。
公元1051年，包拯看到了“庆历新政”带来种种好处，又专门上奏《请录用杨纮等》，表态支持庆历新政改革。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，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。
公元1057年3月，仁宗帝任命包拯任御史台最高长官——御史中丞，成为监察百官的首脑人物。
宋仁宗嘉祐四年（1059）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。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，却因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文酒曲钱（税收）。
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，刘保衡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，刘保衡的房屋豪华气派，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。此后不久，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，而是一个无赖地痞，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。
开封府派人调查后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情况属实，如此一来，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，嫌疑极大。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，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，指责他身为朝廷大员，掌管三司使，却乘人之危强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，理应罢免。张方平就此被朝廷免去三司使的职务。
张方平被包拯参了下来，仁宗皇帝就提拔自己的得力爱将宋祁为三司使。
宋祁是北宋文学家，宋祁出任三司使的消息一出，包拯就坐不住了，马上上书弹劾宋祁，理由是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，奢靡享乐痴迷于蓄妾纳妓。
他在任益州知州时每顿饭必不少于36味菜，其中有12味荤菜，12味素菜和12味半荤半素的菜。他还养着32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、捶背、敲脚。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，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，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纳为小妾。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做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使。
连续两个三司使都被包拯弹劾了，仁宗皇帝很苦恼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倒是谁来当这个财长合适啊？一天早朝，宋仁宗突然盯住了包拯，觉得由包拯担任三司使也是合造的人选。包拯也没多想，当场就把这个职务接受下来，他觉得这是皇帝对自己的最大信任，理当鞠躬尽瘁、为国效力。
由于包拯素来清廉，朝中百官皆无异议。就在这时，欧阳修立即写了一篇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的奏章，极力劝谏宋仁宗不能签署任命书。他在奏章中指出，包拯连续参倒两任三司使而又让他接任该职，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最初的动机，不是为了国家，而是为了让自已坐上这这个位置才这么干的。即使包拯问心无愧，也避免不了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嫌疑。
这时候，包拯也觉得由自已任三司使甚为不妥，便向皇上递交了辞呈，但没被批准，只得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兼任这个重要职务。嘉裕六年（1061）年，才改任枢密副使。
庆历新政，范仲淹入朝而夏竦被逐一事，曾令国子监直讲石介十分兴奋。当时石介写了一篇《庆历圣德颂》，将范仲淹等人入朝称为“众贤之进”，将夏竦被逐说成是“大奸之去”。夏竦对此怀恨在心，开始想办法整石介。
富弼入朝后，石介写信给富弼，鼓励他“行伊、周之事”。夏竦得知此事，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，练成之后，篡改了这封信件，将“行伊、周之事”改为“行伊、霍之事”。伊尹、周公连称是指周朝辅佐天子的贤臣，而伊尹、霍光连称是汉朝废立国君的奸臣。
这一改非同小可，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。此事传出，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。为了避嫌，立即请求出朝巡边，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，庆历新政陷入僵局。
这时，宋夏和议形成，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镇压平息，仁宗皇帝突然觉得本是太平盛世，而新政只能引起纷争不断，令他厌烦。不久，富弼的岳父、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罢相，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，新政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，朝中只剩下枢密使杜衍尽力保护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员。
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，杜衍的女婿、进奏院的苏舜钦在一次活动之后宴请来宾，席中有位王益柔戏作了一首《傲歌》助兴，诗中有“醉卧北极谴帝扶，周公孔子驱为奴”两句。
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，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、孔，犯大不敬之罪，要求诛杀王益柔。幸得韩琦及时进言，仁宗才从轻发落，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，将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。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，甚为得意，声称“一举网尽”。
接着反对新政的一派官员继续攻击新政官员相互支援、结为朋党，仁宗又开始听信传言，对改革派的支持进一步动摇。
庆历五年，范仲淹、富弼被正式罢去宰相职位，贬为知州，杜衍罢相，韩琦也被挤出朝廷。
随着革新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，新政的各项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。
同一年，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，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。当时，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，败露后被杀抄家，恰好查到石介以前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。夏竦借此大作文章，编造无中生有的谣言，向仁宗帝报告，说石介其实没有死，被富弼派往契丹搬救兵去了。
这一招狠毒至极，仁宗帝闻讯，大为震惊，下令派官员要对石介开棺验尸，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联名上奏，证明石介已死，才幸免开棺，但石介的子孙仍被当作罪人交池州拘管。
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，认为反对派对革新派是赶尽杀绝，企图让革新派再无翻身的机会。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的一个秋夜，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《徂徕集》，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《重读徂徕集》，哀悼石介，诗中写道：
当子病方革，谤辞正腾喧。
众人皆欲杀，圣主独保全。
已埋犹不信，仅免斫其棺。
此事古未有，每思辄长叹。
我欲犯众怒，为子记此冤。
下纾冥冥忿，仰叫昭昭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