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章乱写的，也不收费，大家等会儿再过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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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本关于我的沙雕老婆的故事。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为了不让我的老婆发现这本书，我在文中会对所有人使用化名。
所以大家就当是假的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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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时唯一知道的，就是不知道有多大风险”
时间回到10年前的5月12日。
那个初夏午后，四川汶川发生了8.0级大地震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。
5月13日凌晨，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的李振波受命指挥一支突击队空降震区，参加救援。李振波当过伞训教员、引导队队长、空降空投处处长，是一线指挥员的最佳人选。与此同时，来自全空降兵部队的精英们陆续集结。
这是当时空降兵成立58年以来，首次以空降形式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。
此时，地震灾区道路损坏严重，地面救援部队难以抵达，位于震中地带的茂县已成“孤岛”。空降兵成了进入灾区了解灾情的最后希望。
5月13日早上，他们飞赴震区。此前，空中路线被暴雨和浓云阻断，直升机6次试图着陆，都未能成功。
伞降高度以下有雨，是空降大忌。时隔10年，李振波仍记得那天震区的天空。当飞机下降到7000米时，飞行员发现，“雨刮器冻住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靠仪表飞行”。
由于机身结冰，舱门无法打开，飞机在震区上空转了一圈不得不返回成都机场。此时，地震发生已将近24小时，灾区群众依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李振波等人苦苦思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最终，指挥部决定由一支小分队使用翼伞先行空降，侦察摸清灾情和地面情况，再引导大规模空降空投。
翼伞比伞兵常用的圆伞飞行灵活，抗风能力更强，但操纵更复杂。空降兵训练有规定，只有使用圆伞跳伞达到一定次数，才能开始翼伞训练。
14日凌晨，李振波和其他14名精心挑选出的伞兵连夜备战，然后焦急等待着天气好转。
这是一场无气象资料、无指挥引导、无地面标识的“三无”空降。难度可想而知。茂县为高山峡谷地形，可供空降的地域十分狭小，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，他们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度跳伞。对于通常在数百米高空跳伞训练的伞兵来说，这无异于生死“盲跳”。“当时唯一知道的，就是不知道会有多大风险。”时为空降引导队士官的李玉山回忆道。
14日上午，天气好转，一架运输机搭载着伞兵们飞向震中。11时47分，飞临茂县上空，趁着云层中露出一丝狭小缝隙，李振波第一个跃出机舱。紧接着，于亚宾、任涛、李玉山、向海波、雷志胜、赵四方、刘志保、赵海东、郭龙帅、李亚军、刘文辉、王磊、王君伟、殷远……15勇士分成两批纷纷跃入茫茫云海。
最后一个跳进震中的殷远永远记住了那一刻：严寒沁入骨髓，缺氧令人眩晕，四围高耸入云的雪山“让你像是跳进了一口井里”。
在将近一刻钟的伞降过程中，他们渐渐清晰看到了陡峭的山崖、奔腾的岷江、茂密的丛林、纵横的高压电线以及被震坏的房屋……
他们都清楚，“躲不过其中任何一处，都可能丢了‘小命’”。
他们更清楚，唯有穿越这重重险阻，才能将生的希望带给绝境中的百姓。
2.无悔选择
“军人不是为立功而战，祖国和人民需要时必定义不容辞”
其实，15名突击队员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直面那生死“盲跳”的。
直到5月14日临出发前，李振波才同意了向海波参加行动的请求。为什么拒绝他参加？表面的答复是“你跳伞次数还少”，李振波心里其实还有另一层考虑：下去可能会面临伤亡，他才23岁，年龄还小“于心不忍”。
“当时真没想过怕什么。”向海波坦言，这些年，他先后有4次主伞打不开用备份伞着陆，有时也会担心好运气哪次就用完了。“没有临空一跳的勇气，是当不了伞兵的”，10年后，他那单眼皮下的眸子依旧闪亮。
原计划中，李振波也不用跳伞。最初，上级赋予他的任务是组织指挥部队空降。但在13日飞临震区上空了解到复杂的情况后，他决定带头“盲跳”。他打了个电话给部队领导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一定要跳下去！”
跳下去！曾到过川西地区，见识过当地复杂地形的于亚宾知道其中的风险。“我是考虑过回不来的。”那天出发前，他特意“把存折里还有多少钱跟家属说了”。同是空降兵的妻子立马嗔怪：“呸呸呸，你说这些干啥！”
说与不说，现实的风险就摆在那里。
跳伞后，由于开伞器的工作环境在海拔3500米以下，不少人在空中自由落体下坠了1000多米。李振波和王君伟还遭遇了主伞打不开，启用备份伞降落的险情。
落地时，由于地形复杂，殷远落进樱桃林，伞挂到了树上；李振波撞到树上，大腿被树枝刺穿；雷志胜右腿撞在了石头上，肿得老高，走路一瘸一拐……
最终，15人还是伞降成功了。14日12时25分，地震发生46小时后，他们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进了“孤岛”茂县。
着陆后，他们第一时间向指挥部发出了一份事关战友生死的情报：由于地面情况复杂，不利于大规模空降，而且剩余人员所用伞具都是圆伞，抗风能力差，建议取消后续的空降行动。这意味着，他们将独立承担起侦察地震灾情、引导空中救援等任务。
地面比空中更危险。沿岷江通向汶川的道路，已多处被山体滑坡掩埋，余震不断。脚下是滔滔江水，头顶不时有石子落下，打在头盔上，砰砰直响。有一次，他们刚刚通过一处滑坡地段，巨石就轰隆隆滚落，“石头有半间房子那么大。”
让他们更加记忆深刻的是见到灾区群众时的情景——
不论他们降落的地点多偏僻，一落地，总有人群呼啦啦围上来。李玉山记得，当时一位40多岁的男子抓住他的手喊“解放军来了”时，手一直在颤抖。
挺进汶川途中，他们不时遇到游客从震中往外走。看到带着通信设备的解放军，人们纷纷递来写有亲人电话号码的纸条，希望能代为报个平安。后来没纸了，他们就把电话号码写到迷彩服上。一件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迷彩服，至今珍藏在空降兵军史馆。
“我们小分队的价值，除了侦察灾情、引导空中救援，还在于一路上给灾区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、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心。”回顾10年前那场行动，于亚宾感慨：“军人不是为了立功而战的，祖国和人民需要时必定义不容辞。”
事实上，他们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。空降震中后的7个昼夜里，他们翻越了4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峰，徒步220公里，在7个乡、55个村庄侦察灾情，上报重要灾情30多批次，为后续救援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。
他们还在茂县、汶川沿途开辟机降场6个，引导机降、空投20多架次。其中，在汶川开辟的首个机降场，为震中地区输送了大量救援物资；在茂县牟托村开设的空投、机降点，一举解决了附近10万受灾群众和伤病员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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