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他即将去市里工作的前后，他干了两件自认为是不同凡响的事情。
这第一件事，就是他家乡的汉城市博物馆，也就是文庙管理机构的仁馆长专程来到渭城县找他，告诉他博物馆正在筹备编撰出版一本《汉城市名人录》，作为史料永久保存。从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到当代，而他理所当然的属于当代名人之列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还可以在文庙内开辟名人堂专栏，悬挂当代有代表性的人物图片展览，或者刻碑留念。人常说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这是一件名垂青史的大好事情，也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，与他近期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所不同的是，他根本没有想过，为人敬仰的先贤文庙，竟然还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他当即叫来县财政局长，说明原委，并给财政局长说道：“文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，维护好、保护好文庙是大家的共同责任，这是一件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、造福子孙的大好事，也是家乡同志第一次找我办事，理应大力支持。”便指使县财政给与资金十万元。仁馆长有些意外，没有想到事情进行的如此顺利，临行时，一再道谢：“吴书记真不愧是当代名人，大手笔，大气魄，干大事业的人，请您尽快找好自己满意的工作图片，并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，我们一定将您的光辉形象放在最醒目的位置，并为您配以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”
当汉城市博物馆名人堂开幕暨《汉城市名人录》出版发行的哪一天，他已经到市委任副书记快两年了。这一天，他特意回到家乡，再次回到久别的文庙，心情格外激动。当年，外公就是在这里给他讲了许多许多。可以这样说，这里是他当初出发的地方，现在荣归故里，看着制作精美的图片展览和名人录时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，自己不仅没有辜负外公的殷切希望，还和古圣先贤同展一室，如果外公地下有知，一定会为今天的他感到自豪和骄傲！当他兴冲冲地回家告诉母亲后，母亲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那是神庙，是供奉那些有神性的人的地方，哪里是我们普通人能随意进驻的，就是进去了也压不住，呆不久。真是大不敬，大不敬啊！”
自古以来，口碑载道，碑不自立，名由人传。那些石碑虽起，口碑却降的事情司空见惯。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说到：“把名字刻入石头的人，名字比尸首烂的更早。”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，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古人云：盖棺论定。晚节不保者也大有人在，盖棺尚且不一定就能论定，过早地树碑立传，对他们并不是好事，也还很可能遗笑大方。广西的灵渠，那里有一块“遗臭碑”。民国初年，吕德慎在广西兴安任知事期间，兴安县接连发生水灾、旱灾，民不聊生，吕德慎仍如狼似虎，滥加税赋，邀功领赏。老百姓气愤之极，联名告状，终于使其被革职。兴安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于是立下此碑，为“遗臭碑”。碑上伤痕累累，据说是吕德慎后人曾多次试图毁碑，但都被当地乡民制止。为防止破坏，碑旁后用水泥进行加固。
这第二件事则是到市委以后完成的。初到市委以后，毕竟没有像在渭城县那样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。拜访的人也比较少。特别是十八大以来，反腐力度不断加强，尤其是干部群众的自觉监督意识普遍增强，眼睛无处不在，不要说像雷政富那样的不雅视频，就是在特别的场合和特别的人吃一次饭，喝一次酒，或者不经意的一些动作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或者用一次车，这些原来都习以为常的事情，现在都有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导火索。所以各级官员普遍都比较谨慎。清闲之余，便萌生了出书的念头。可以利用这空闲的时间，把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的讲话、报告、调研文章，再适当补充一些习作的短文，诗歌，找一个有水平的人汇总整理，编辑出版。让别人会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领导干部，而且还是一位文人雅士。然后利用市委书记这个更大的平台，销售应该不成问题。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，还可以谋利敛财，可谓一举两得，一本万利。
说干就干，他立即从师范大学找来一位熟人，把自己工作以来所有资料，挑选有代表性的分类择要整理，尽量切合当前形势需要，然后再从文字上修改把关，以时间为轴线，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尽量以调研报告的形式刊出，因为工作报告代表的是组织，而调研报告则是他个人的工作成果；在语言特色上，尽量避免理论性的领导口气的语言，多用一些群众性的接地气的口语化的语言，增加真实性；在遣词用句上，对于一些过去模棱两可的态度不鲜明的词，统统改为旗帜鲜明的甚或一针见血的词语。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，一本印刷精美、制作精良的《黄土地》便大功告成，不仅扩大了他的影响，提高了他的形象，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
史载，唐太宗李世民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。其在位期间，经济发展，社会安定，政治清明，人民富裕安康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故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贞观六年，秘书少监虞世南就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德的著作《圣德论》，可在李世民那里却碰了一个软钉子。谁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呢！但李世民却说：你的《圣德论》把我捧得太高了，怎能把我比拟成上古的圣君呢！但是，比起近世的赖蛋皇帝来，我还是要胜过他们许多的。但你看到的只是开始，我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，犹未可知。所以，他拒绝了老朋友虞少监的鼓吹。
贞观十二年，“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。”陛下呀！你应该出一部《李世民文集》，让我们全体臣民能够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呵！唐太宗却说道，我看过《隋炀帝文集》，文章深奥广博，以文辞看，是古之圣贤尧帝和舜帝，而决非暴君夏桀王与商纣王，可他的行为与处事，为何与他的言论恰恰相反呢？我的言论和命令，凡有益于百姓的，史册自会记录，历史自会书写，完全可以不朽于世；若言论和圣谕无益于江山百姓，就是编成文集，又有何用？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都有文集发行于世，哪一个又拯救了国家的覆亡？为君王怕的是没有德政，做华丽的文章干什么？
有道是，劝君不用镌顽石，路上行人口似碑，大功无碑，大道无形，碑本天成，何必人立。那些为个人著书立传的胡长清之流却早已被人唾弃，而焦裕禄、孔繁森等一心为苍生百姓者，却为世人敬仰。唐时白居易知杭州，为民修堤，后人感其功，立碑曰白堤；宋时苏东坡又知杭州，再修一堤，后人又念其功，立碑曰苏堤。一直延续至今，成为西湖一大美景，为世人敬仰。假如当年白居易、苏东坡都自磨一石，曰白曰苏，立之湖畔，也许早已被埋于污泥，没于尘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