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崇曜在英国并没有完成朱敬伦交给他的任务，朱敬伦来的时候告诉他?19??如果能够见到英王的话，就送一座茶园给英王。印度虽然有茶园，但那是阿萨姆茶叶公司的商业茶园，如果能有一座中国茶园成为英国王室的皇家茶园的话，那对中国茶的广告效应就太大了。
朱敬伦眼里只有经济效应，根本就没其他想法，倒是伍崇曜这个商贾眼中，还有一些尊严问题，把本国的茶园送给夷人的酋长，如此讨好夷人，在他看来太丢上国的脸了。
幸亏英王根本没有接见他们，这倒是省的他丢丑了，转而去关注投机美国战争的事情，虽然这次在英国的操作规模比在美国时候更大，但是伍崇曜却比在美国轻松多了，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在帮他。
首先是怡和洋行，怡和洋行在被朱敬伦敲走了三成股份之后，倒也一直很老实，之后又合作了汇丰银行，业务发展相当迅猛，因为朱敬伦让厘局跟汇丰银行签订了协议，厘局经受的现金全都通过汇丰银行来处理，这给这个刚成立的银行不但注入了一趣÷阁庞大的现金流，更重要的是，加强了他的信用，这才是无价的，让他们瞬间就打开了在洋人和中国人贸易的金融服务市场。
大批在新安有交易的洋人和中国商人，都愿意通过汇丰银行来完成转账，这可是一趣÷阁高达上千万两的一个交易额，让汇丰受益匪浅。
这样的合作，让怡和洋行认为，付出的股份是值得的，因此他们十分乐意跟新安厘局及新安官府继续合作，甚至在九龙司一事上，怡和洋行是坚决反对额尔金等人贸然进入九龙，以免引起战争，影响到了他们的声音，甚至纠结了一大帮子洋行商人去给额尔金施压。
有这样的关系，让怡和洋行帮朱敬伦在美国做点事就太容易了，怡和洋行代表的可不是一个商行那么简单，他们背后站着一群伦敦的金融家。
当年的东印度公司其实就是伦敦银行家们的提款机，东印度公司被政府拆除了，但是在东印度公司时代成长起来的三大洋行，英国怡和洋行、宝顺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，却等于继承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，继承的同行还有东印度公司作为伦敦银行家提款机的职能。
有大批银行家在分享怡和洋行的成功，比如巴林银行家族垄断了怡和洋行的金融业务，负责为他们在伦敦融资，帮他们周转资金。
所以怡和洋行在伦敦根本就不缺人脉，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可以为他们所用。
伍崇曜通过怡和洋行往伦敦汇了两百万两银子，这几乎是他手里能够动用的所有现金，伍家在这么多年的没落之后，已经远没有传说之中强大了。
伍秉鉴生前，伍家就进行了分家，将伍秉鉴之前，祖父伍国莹一生积攒的财富划入伍家祠堂，购买土地，租息除了用来祭祀之用，其余平分给各房，产业也由各房轮流打理，永不分割。
伍秉鉴时代怡和行积攒的财富，则平均分为四份，由伍家各房抓阄分家。包括商铺，房产，土地以及投资美国的债券和一些账务，都平均分配。
分家之后，伍秉鉴曾经告诉别人他的家产有2600万银元，而他的朋友说他有6000万银元，伍秉鉴恐怕是想用这2600万银元引诱政府官员，因为他早就表示，愿意交出八成的家产，换取退出洋行业，事实上这些钱，不过是他分家后的资产。
当年确实是豪富，可毕竟是当年了，伍秉鉴已经死了快20年了，掌握在伍崇曜手里的资本也就是当年的四分之一，然后这些年他又诸事不顺，赔了不少钱，家族却人丁兴旺，几百口子人过着豪奢的生活，他是家长，可是他能不给哪一个弟弟银子，少给都不行，大宅门都得要，仆役下人都得要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伍家的豪宅，洋人说能住下一个军，比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的宫殿都要奢华，可是还只是伍家一个分支的。
这样的豪奢，就是在富贵，也经不住连续20年的消耗。破产倒还不至于，但却已经有些捉襟见肘，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极大。
伍崇曜又不是伍秉鉴，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天分，完全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，没有办法才继承了家业，看着家族日益窘促，这份压力都让他难以承受了。
如果没有新的机遇，再过20年，伍家大概要泯然众人了。
但这一趟到欧美开了眼界后，伍崇曜却有些蠢蠢欲动了，他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意模式，看到洋人在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在做生意，让他犹如日渐干涸的湖中巨鱼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海洋一般。
他看到了银行，交易所，保险公司，这些完全是用钱玩钱的赚钱方式，他觉得异常的有感觉，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做这些生意，但已经产生了兴致。
在伦敦他接触了许多银行家，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财产感兴趣，向他提出了各种理财的建议，从购买年金到购买股票，到投资英国国债，到投资保险业。
当然就是这些人帮他完成了一系列任务，或者说只是交账而已，这些人能在英国把中国的生意都做了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文化和道德已经到了可以采取信用委托的程度，他们会收取自己应该收取的那一份佣金，却不会动不该得的一分钱，他们是贪婪的，但他们也是诚信的。
他们用怡和洋行转过来的两百万两银子，在英国囤积了一百万两的药品，又用剩余的一百万两银子，支付定金，向英国所有能生产武器的工厂，订购了大量的步枪、火炮等武器。
打仗打的就是武器，伍崇曜知道朱敬伦的判断是美国要打仗，他问过原因，朱敬伦说一国怎能两制，势不长久，又说林肯新党上台，必然要有所动作，仅凭这些就让人相信美国人要打仗，本来就不太让人信服，但是当时伍崇曜并不了解国际政治，懵懵懂懂连怀疑的理由都找不到。
当他问美国人要打多久，打多大，以确定他是不是该跟着投入的时候，朱敬伦说怎么也得打三五年，他又问原因，朱敬伦说那么大的国家，那么野蛮的人民，当然要打打仗，打久仗了。是啊，大国要打仗，而且是南北混一的大战，当然要打打仗，打久仗了，伍崇曜发现他竟然找不到理由反驳。
所以伍崇曜选择了跟投，朱敬伦只借了他家一百万，他却拿出了两百万，总计三百万，一起赌一把。
可是打仗买武器他能理解，买药品也能接受，但是朱敬伦还要买棉花期货他就纳闷了，美国人打仗跟印度人有什么关系，还有那个期货到底是什么玩意，他到了美国问了福布斯才知道，期货就是先交钱后拿货。
跟福布斯一番沟通后他才知道，这里边是有关系的，美国一打仗，棉花肯定涨价，朱敬伦先交钱，就等于在低价的时候订了货。
伍崇曜把期货理解为订货也对，因为订货只给定金，期货也只给一部分保证金，印度到英国的路途大概在两个月，朱敬伦把三十万两压在了棉花上，三十万两作为保证金，让他可以采购三百万两的棉花，当伍崇曜来到英国的时候，美国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传开，可是那批棉花还在海上飘着呢，结果瞬间价格暴涨一倍，货还没有到岸，朱敬伦竟然就已经赚了三百万两银子了。
其实伍崇曜不知道的是，如果这些棉花没有在海上，朱敬伦会赚的更多，因为那些急于平仓的空仓需要补仓，会把价格抬到一个天价去。
仅仅是这个结果，也让伍崇曜颇为后悔，后悔没跟着朱敬伦一起做棉花生意，而把自己的资金主要投在了武器上，甚至他还创造性的囤积了一批粮食，他的认识是，打仗肯定得有有粮，有枪，投资这两项生意绝对不会赔，谁能想到棉花才是最好的生意呢。
棉花期货的运作方式，一下子让伍崇曜产生了强烈的参与冲动，这种一两银子可以当十两的制度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相比要缓慢囤积和真实订货的武器市场，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。
当然战争一爆发，武器和药品市场也跟着飞涨，涨幅倒也没有太夸张，因为美国軍队就那么点规模，北方16000名士兵，南方还不如北方，连美国人都不相信他们会爆发大战，欧洲人就更不相信了，决定市场的，除了供需关系之外，有时候人的心理预期也是重要因素，因为大家都不觉得美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，即便有可能爆发战争，也不可能是大规模战争，所以哪怕美国真的爆发了战争，武器和粮食价格一时涨幅也不算大。
1861年4月15日，林肯发布宣言，宣布南部各州叛乱，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。同一天，距华盛顿大约25英里的地方，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布尔河畔南部联盟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500人的军队狂呼着“向华盛顿进军”的口号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就这种2500人就敢冲击首都的战争，指望他能拉动武器价格暴涨，实在是不现实。
因此伍崇曜在伦敦这一个月，市场上的武器价格也就上扬了三成，他以3两银子单价预订的大量枪支兵工厂不断的交货，而美国人也没有急着在市场上搜集现货，也只是给英国的工厂送去了大量订单而已。
这让伍崇曜有些担心，这些武器将来脱不了手，砸在手里，可是朱敬伦却十分坚持，最少也要以五倍价格出手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