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2年的下半年，在丰沙里地区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在这里定居。
根据中国与＂犹太复国联盟＂的秘密协议，任何犹太人来到丰沙里，只要在＂犹太复国联盟＂的办事处登记，就能被分到一块土地，土地面积按人头算。由于丰沙里面积较大，而此时的犹太人总数也不过数千，因此与当地的土著佬族、佧族等，相处和睦，并没有什么冲突。
同时，犹太复国联盟也正在组建政府机构，jihua将未来的首都放在南康河畔的丰沙里城。在这里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放松，再也不会被人当成过街的老鼠，每个人都对未来的犹太国无限憧憬。
他们丝毫不在意远方暹罗人仇恨的目光，虽然他们是被厌弃的民族，但在这些来自欧美的犹太人眼里，暹罗人和老挝人没什么区别，都是愚昧无知，特别低劣的生物。
他们不知道，暹罗正在为夺回这片土地而努力准备着。
1882年11月7日，由飞隼、飞龙、大阪、快风等4艘运输舰，组成的日本船队，抵达了曼谷湾，这已经是日本援助暹罗的第二批物质了。包括三千七百支村田步枪，四十万发子弹，以及十二门青铜炮等各种军用物质。根据＜日暹同盟条约＞，日本正在有jihua，有步骤的增强暹罗的军力。
在曼谷的郊外，一个新组建的暹罗陆军师，正在接受操练。这个师是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强军jihua的核心，根据暹罗的军事编制，一个师为六千多人。师长由军务总长昭帕耶61素里旺担任，教官则清一色的日本军官，武器装备也完全是日式的。这些武器一部分是援助，一部分是用黄金交换的。
在北榄府，一条通往曼谷的短程铁路，也正式开始修建。这个合同本来是属于中国的，但暹罗在与日本结盟后，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拖延和耍赖，完全没有诚意去执行。而现在干脆直接让日本公司来修建了。
事实上，暹罗政府的这个举动，并不是情绪化的耍赖行为。在中国和暹罗签署的协议中，不但有中国修建铁路，还有暹罗割让老挝北部三个邦的内容。暹罗既然拒绝执行铁路合同，也就等于事实上推翻了与中国的协议，等于坚持老挝北部仍是暹罗领土，为将来的争端埋下伏笔。
这也正是日本所希望看到的，自从朝鲜壬午兵变受挫以来，日本深感自己准备不足，所以进行了策略上的改变，提出了＂南攻北守＂。也就是在南部的暹罗，全力挑动其与中国的争端。而在北部的朝鲜，则是政治上暂时退让，经济上加强渗透，收集情报，不断扩大日本影响力。
出于这一考虑，日本开始争夺朝鲜的舆论宣传阵地。1882年9月底，在日本的暗中指使下，高宗的驸马朴泳孝提出要创办报纸，并得到了朝廷的同意。
1882年10月31日，朝鲜第一份报纸＜汉城旬报＞正式创刊。三名编辑分别是日本人牛场卓造、高桥正信和井上角五郎，其中井上角五郎，正是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的学生。而印刷工真田谦藏、三轮广藏、本多清太郎等，也都是日本人。
这个报社也迅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团体玄洋社、紫冥会等，暗中在朝鲜进行活动的基地。
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朝鲜台面上的政治形势已经被中国完全控制了，尤其是在签订＜济物浦条约＞、日本撤军之后。
虽然表面上执政的是闵妃集团，但真正在决定朝廷政务的，却是事大党三巨头：金弘集、金允值、鱼允中。
其中金弘集担任议政府左议政，主管内政；
金允值担任兵曹判书兼江华留守，主管外交，当然这里所谓外交，单指与中国的。至于与第三国的交往，则由中方代表陈树棠负责；
鱼允中担任户曹判书，主管经济。
三个人事实上控制了政府权力，被称为＂隐内阁＂，另外像赵宁夏、闵台镐、金炳始、闵泳翊、闵泳骏等成员，相继加入事大党，以三巨头为核心，在朝廷上呼风唤雨。
但在他们背后的是袁世凯，在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上，事实上他们要接受中国的操纵。
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，正是由于袁世凯的支持，闵妃才不得已将权力下放。因为闵妃知道自己是不得民心的，假如没有袁世凯的扶持，谁敢保持壬午兵变不会再来一次。
同时大院君还好haode待在义州郡，这也给了闵妃很大的压力。
而袁世凯震慑闵妃，控制事大党，依靠的正是那两个团的精锐陆军。
丁云桐阅读历史，前世由于袁世凯控制朝鲜的手段，过于简单粗暴，过于直接明显，使朝鲜的两班贵族、朝廷上下都感到很受伤害，等于把这些人都推到敌对面，不是亲日，就是亲俄。
这一世丁云桐决心要改变手法，首先不能什么事都让袁世凯自己说了算，重要情况要先汇报，重大决定要先申请，除非事情太紧急。
其次，原则上袁世凯要在幕后操作，在表面上要尊重朝鲜的内政自主。有什么jihua和措施，尽量通过事大党来执行，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控制朝政，而不是粗暴的直接插手。至少在朝廷上，中国代表不会直接出来说话，这样最多只会引起闵妃的怨恨，而不会是整个官僚集团。
在这样的掌控模式下，中国开始全面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，并大规模的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。
1882年9月21日，也就是＜济物浦条约＞签订不到一个月，中国就与朝鲜签订了＜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＞，简称＜中朝章程＞。
章程明确声明了，朝鲜乃是中国的属邦，并赋予了中国在朝鲜的大量特权。
从9月底到11月初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中朝就签订了一系列条约，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个方面。
在经济方面，马建常担任了海关的商务道员，成为实际上的海关关长，通过控制朝鲜海关的税收，部分的控制了朝鲜的财政。
在外交方面，朝鲜与第三国的交往，将由陈树棠＂代为处置＂，事实上控制了朝鲜的外交。
在军事方面，将由中方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四个营，一共两千兵力。四营的指挥官分别是闵泳翊、李祖渊、韩圭稷和尹泰骏，而训练教官则是中方派来的两名上尉，朱先民和何增珠。通过训练亲华的新军，借以掌控朝鲜的武装liliang。
11月13日，在袁世凯的操纵下，中朝双方签署了一项最关键的协议，＜京义铁路建设纲要＞。根据这项协议，中国将立刻开始铺设一条铁路，从鸭绿江畔的义州郡，一直通到汉城。而且铁路建成后十年内，其管理权都将属于中国。同时以詹天佑为首的专家团也已经抵达了义州郡。
这条铁路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，它将和中国东北快要完工的奉安铁路（奉天至安东）连成一线。这样，一旦朝鲜有事，中国军队不需要冒着被日本海军拦截的危险，通过陆地，几天之内就能直逼汉城。
铁路协议一公布，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事实上闵妃和高宗并不愿意签署协议，就如同他们当初拒绝日本的京釜铁路jihua一样，他们很担心这样的铁路，会导致他们未来永远无法摆脱中国。但在袁世凯的压力下，他们不得不批准了jihua。
由此，高宗和闵妃集团对中国的不满和怨恨猛增，他们开始有意识的靠近开化党，希望能通过日本，来制衡中国。
在这种心态下，12月底闵妃同意由开化党出面，向日本提出请求训练另外一部分新军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将在朝鲜修铁路的消息，也让日本政府和人民一片哗然。他们认为，正是由于中国的阻挠，京釜铁路才没有成功，而现在中国自己却要修铁路了，这让日本朝野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。
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写道：＂京义铁路完全是一条要勒死日本的绞索，这条铁路每向前修一天，日本帝国的性命就少一天。等到铁路修到汉城，日本帝国的性命也就到了终点！＂
另一方面，日本社会上下也注意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浪潮，这极大增加了日本的紧迫感，尤其是知识分子们更充满了忧患意识，他们担心，如果再过数年，中国的工业水平提升之后，日本的前景将更加黯淡了，由此更加积极主战。
12月21日，以德富苏峰、伊藤之雄、小松裕、陆羯南、福泽谕吉、今泉一瓢，小室重弘七名学者，组成的＂七君子团＂，正式向外务卿井上馨递交了请愿书，要求＂适时对支那采取强硬政策＂。
这时两个事情也让主战派的信心大增，一个是在远航的筑波号上，饮食改良的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在数月的航程中，以面粉和牛肉为主食的舰上官兵，几乎没有人再患上脚气病。
这消除了日本海军长久以来的心头大患。
另一个事情，是通过智利在英国秘密订购的三艘军舰，已经回国加入了联合舰队。这三艘东亚地区最新式，最快速的巡洋舰，被分别命名为＂筑紫号＂、＂大和号＂、＂武藏号＂，让日本海军信心暴增。川村纯义明确禀报天皇，帝国海军目前的实力，已经压过支那，等到明年向英法订购的军舰就位，那么就更是稳操胜券了。
整个日本上下的战争狂热正在急剧升温，日军参谋本部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情报收集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甚至决定，要亲自去中国，近距离观察一下中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