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初，朝廷对地方官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在地方，由文官任州郡长官，并设通判一职，使之互相牵制。后又划全国州郡为十五路，在各路设转运、提点刑狱、安抚、提举常平等四司，统称“监司”，以监督州县官。路、州、县的官员均由中央官兼任，称为差遣，三年一换。后来连中央管理也采用差遣制度，使官、职完全分离，各级官僚是否有权，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派遣。
如此做法，虽则使得军中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不复出现，但也因此造成了宋军积弱的颓势。
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大概都以为北宋的画院是赵佶建立的。其实不然，在北宋建国的初期就已经创立了国画院。宋代输林国画院是为宫廷帝王服务的机构。它不同于作为皇帝顾问性质的翰林院，而是隶属于内侍处，由宦官管理。宋代之初，南唐、西蜀等国灭亡后的画院成员都集中到北宋画院，王道真、高益、燕文贵、崔白、郭熙等代表了当时画坛的最高水平。宋代画院画家的创作主要是为皇帝宫廷服务，他们大致的工作有:绘制宫观壁画，装饰宫廷，包括国绘高级官署屏风障壁等。
咸平四年1oo1，宋设置龙图阁。宋初沿袭唐代制度，在崇文院内建置吏馆、昭文馆、集贤殿，合称三馆，分别执掌起草制诰诏书、整理典籍、编纂图书、数授生徒等工作，并有专门的官员担任官职，待遇优厚。1oo1年，建置了龙图阁，专门负责收蔵太宗御书、御制文集.、各种典籍、图画、祥端之物，以及宗正寺所进的赵氏宗族名册、谱牒等。类似于皇帝的个人图书馆。龙图阁的官员职位，相继置有龙图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、龙图阁学士、直龙图阁等，掌管阁内一切事务。因涉及皇帝，这种官职要求很严，一般文士经过考选才能授职。
在大宋立国之初，中书和枢密院便已是对掌文武二柄，宰相因不带枢密衔而不得预军事。979年，宋太宗灭北汉后，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，两度出兵征辽，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。但高粱河、歧沟关之战以后，北宋对辽由进攻转为防御，开始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。由于北宋初期采取的中央集权措施导致了北宋的军权削弱，以致后来，北宋对西夏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，情况相当严重，边疆也不断出现危机。及至后来采取了稳打稳扎的办法，方才对西夏的情势有了些好转。
也是因为丝绸之路被西夏、大辽等国所阻，宋朝的对外贸易只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海路进行。当时与宋朝通商的海外国家，共5o多个，总称为“海南诸国”。宋朝以前的海外贸易，主要为统治阶层带来珍贵的奢侈品，对国家来说，经济收益不大。然而，宋朝的海外贸易不仅在规模上远前朝，而且为政府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。宋朝因此增设市舶司，负责管理和推广海外贸易，使得海外贸易更加规范化。
市舶司又称提举市舶司，其官员有市舶使、市舶判官等，主要指责包括收购海外货物，用以禁榷宋朝规定某些货物只可由官方专卖，这种贸易称为“禁榷”贸易或上缴中央，接待各国贡使，招徕、管理和监督外商，管理本国商船及办理海外贸易征税等。唐朝时也设有市舶司，但唐朝只在广州设立，北宋却先后在杭州、明州、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和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市增设市舶司，可见海外贸易之兴盛。
而赵佶上台之后，因为打算要用兵西夏，方才一度由宰相蔡京兼任了这个枢密使。
1o69年2月，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开始变法。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：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也称募役法、市易法、免行法、方田均税法；将兵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保甲养马法。设置军器监，还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，裁并州县等。在神宗主持下，新法基本上得到推行。1o85年，哲宗即位，起用司马光为相，新法全被废除。王安石变法，使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。
也正是王安石变法时，苏轼因反对新派而被排挤，降为地方官，曾在黄州、杭州等多地任职。苏轼与其父苏洵、弟苏辙俱有文名，世称“三苏”。苏轼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很少人知道的是，所谓的唐宋八大家，除了唐朝的那两位，剩下的宋朝那几位都是苏轼的徒弟！苏轼以赤壁赋、石钟山记最为著名，其词突破晚唐、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、离愁别绪的旧传统，开豪放一派，对词的展起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书法家，擅长行书，与黄庭坚、米蒂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三次遭贬，宦海沉浮，但他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和主张从来没有动摇过。王安石担任宰相推行变法时，苏轼支持司马光坚决反对；王安石变法失败，重新登上相位的司马光要尽废王安石新法，苏轼又不同意。如果苏轼当初支持王安石变法，或后来支持司马光废法，他完全可以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，官运亨通，但是，他坚持“以民为本”的施政理念和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宁为民碎，不为官全，这是苏轼最可宝贵的精神和品质。
崇宁元年11o2九月，赵佶上位的第二年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个当了王安石女婿的弟弟蔡卞的关系，圣眷正隆的蔡京假托“绍述”的名义，唆使赵佶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大臣和元符年间有过激言行的大臣，如文彦博、苏轼、秦观、程颐等共12o人列为“奸党”，请赵佶御书，镌石刻名，立碑于端礼门，实则是想掌握大权，钳制天子。这碑就叫“元祐党籍碑”，也称“党人碑”。崇宁三年11o4六月，又增至3o9人，皆称“奸党”。赵佶亲自书录这些人的姓名，刻碑立于文德殿门东壁。蔡京的手书则刻石立于全国各州县，以颁布天下。